2、消费----是指内部需求，即本国居民的消费需求，这是经济发展最可靠的、也是主要推力。

个人和社群又能靠什么来保护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权利呢？数以千万计的人没有合法的身份证明，比如出生证。合法身份是公正的基石。

这些解决方案的成本并不高。这一次，要给予贫困人口法律赋权(legal empowerment)、人权和无国籍以应有的重视。尽管全球经济处于下行之中，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联合国(UN)今年的报告仍显示，世界各地区的极端贫困人口都出现了记录开始编制以来的首次减少。村子里的土地会遭采矿公司破坏，并且得不到任何补偿。然而，如果我们不能加强发展中国家的法治，这些成果就有可能会付之东流。

政府必须落实具体的措施，或者准许公民社会去落实这些措施，以确保贫困人群充分知晓他们享有的合法权利。我们已在一些地方见到它们的潜在成效，比如孟加拉国的公民社会组织就通过在贫困社群培训数以千计的赤脚律师，巩固了贫困人群的合法权利。地方政府所获得的GDP高增速、出口部门所创造的外汇资产、房地产财富积累以及各种为生产活动而投资形成的固定资产则是主要的资产形式。

虽然到目前为止并未明显看到企业利润率的下滑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生产率的上升部分对冲了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风险，但人口结构变化会对原材料、农产品和大宗商品价格产生冲击，这是导致企业利润率和收入下降的最大风险。如果将中国视为一个股份制有限责任公司，同所有的公司一样，她拥有三大会计报表：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及利润表。通常，无论何种融资方式，负债融资之后的资产表现形式为现金，这个国家可以将现金配置于基础设施，也可以配置于房地产，或者存货，最终目标是使负债方的现金进入项目与资产方的现金流出项目互相匹配，并略有盈余。把这三张表合并成一个大资产负债表，我们会发现：1.右边负债方考察的是这个国家的融资能力，包括国内市场的股权融资和债券融资，也包括国际市场的FDI直接融资和证券市场融资，同时还包括合并三大表之后的经营性收入，分为劳动者报酬收入、政府收入（生产税净额）及企业收入（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

三是储蓄率下降、真实利率上升所产生的融资成本整体上升风险。从国家资产负债表的角度看，一个经济体稳态水平时的潜在增长率取决于负债融资能力、投资配置效率及杠杆率的使用空间。

中国人口红利的一个最重要结果就是高储蓄率、低利率与高投资率，然而随着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的转变，低利率的格局必将逐步改变，从而一对一地提高负债方融资的整体成本，将反过来对资产方的投资配置产生冲击。人口结构的变化意味着原有投资模式的配置效率下降，从而使增长的潜在速度面临实质性的下行风险：其一，与城市化快速推进、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过去十多年相比，即使中西部仍存在较大的基础投资需求，其需求扩张的速度也不及过去的十年迅速，因此，许多在建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可能并非资产配置的最优选择，例如在非发达地区建机场、在人口相对较少的地方建高速公路等，其投资效率将会有所下降。二是银行信贷内生创造M2机制将弱化。如果资产价格处于上行通道，杠杆率的放大功能可使负债能力同步扩大，从而实现资产负债表同步扩张。

3.杠杆率衡量的是这个国家通过资产膨胀扩大负债融资的能力。其二，政策松紧度的变换会更为频繁，结构调整酝酿新的动力。其二，房地产资产特别是土地资产价格的膨胀提高了地方政府和部分相关企业的负债能力。但据观察，外汇占款创造基础货币的效应自2004和2005年之后开始逐步削弱，这与中国跨越刘易斯拐点，至少是35岁以下核心劳动人口在2003年达到峰值的时点非常吻合。

从数据上观察，2003年之后M2/GDP就已经出现明显的放缓，但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的刺激政策通过大规模地方政府支出和银行信贷投放使得该指标出现逆转，今年的信贷政策正常化意味着M2/GDP将逐步重返原路，回归常态水平。一是基础货币的创造机制将弱化。

如果说出口部门是创造基础货币的主渠道，那么地方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城市化与房地产则是创造M2的主渠道：其一，劳动人口的城乡转移在推动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同时，也提升了城市土地资源的价值，成为房地产价格上升的关键驱动力。这意味着FDI留驻中国的投资收益将逐步递减，因为：其一，刘易斯拐点之后，FDI所享有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将走向终结。

随着融资约束的强化、投资效率的降低以及杠杆放大功能的弱化，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回落将表现为逐步、逐级动态下行的过程。反之，如果资产价格处于下行通道，负债能力不仅同步收缩，而且为了偿还债务不得不出售资产，杠杆率的放大功能使资产价格以更快的速度下跌，资产负债表同步被动收缩。从数据上看，过去的20多年，劳动者报酬在GDP收入中的占比一直处于持续的下行趋势，直到2007年达到低谷，不足40%，而企业收入则持续上升，也在2007年达到46%的峰值水平，可以预期的是，人口结构的变化将逐步改变甚至逆转这一趋势。当施加了人口结构的约束条件之后会发现，以上三个环节均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由此推断，人口红利效应所产生的基础货币创造机制将逐步减弱，成为限制流动性扩张的根本因素。然而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基本确认三个事实：城市化率超预期、人口结构老龄化速度超预期、人口东进趋势接近终结。

其二，房地产价格上升与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两者相互推动，不仅使得地方政府可以用不断升值的土地为抵押直接获取银行信贷，而且土地出让金作为存款，成为进一步扩张银行放贷能力的来源，最终结果是M2的扩张。从这个大资产负债表来看，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到来，人口结构从劳动力无限供给到跨越刘易斯拐点、从人口红利走向人口负债，不仅会在中长期影响国家的资产负债的稳健度，而且会在短期内影响国家的负债融资能力、资产配置能力以及使用杠杆率的能力，当面临短期的宏观紧缩政策时，这种潜在风险暴露和释放的可能性会明显加大。

2011年中国资本形成总额达到22.91万亿，占GDP的比重接近50%，然而其中约有50%用于交通等基础设施以及房地产方面的投资性支出。其三，间接融资占主导的金融体系决定了银行信贷成为M2扩张的渠道

其二，政策松紧度的变换会更为频繁，结构调整酝酿新的动力。如果资产价格处于上行通道，杠杆率的放大功能可使负债能力同步扩大，从而实现资产负债表同步扩张。

在潜在增速下移并存在周期性过热的时候，如果叠加逆周期的紧缩政策，经济在短期内出现硬着陆的可能性也更大。通常，无论何种融资方式，负债融资之后的资产表现形式为现金，这个国家可以将现金配置于基础设施，也可以配置于房地产，或者存货，最终目标是使负债方的现金进入项目与资产方的现金流出项目互相匹配，并略有盈余。如果中国未来几年的城市化进程和中西部产业转移速度低于预期、基础设施的投资效率降低、房地产价格下滑，那么FDI存量资金存在重新配置、小部分资金流出的可能性。当施加了人口结构的约束条件之后会发现，以上三个环节均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

但据观察，外汇占款创造基础货币的效应自2004和2005年之后开始逐步削弱，这与中国跨越刘易斯拐点，至少是35岁以下核心劳动人口在2003年达到峰值的时点非常吻合。如果将中国视为一个股份制有限责任公司，同所有的公司一样，她拥有三大会计报表：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及利润表。

人口结构的变化意味着原有投资模式的配置效率下降，从而使增长的潜在速度面临实质性的下行风险：其一，与城市化快速推进、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过去十多年相比，即使中西部仍存在较大的基础投资需求，其需求扩张的速度也不及过去的十年迅速，因此，许多在建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可能并非资产配置的最优选择，例如在非发达地区建机场、在人口相对较少的地方建高速公路等，其投资效率将会有所下降。事实上，2011年的银行信贷规模并未出现实质性压缩，银行间市场利率也已回落到合理水平，为什么实体经济感受到的紧缩程度与政策松紧度之间出现如此明显的背离？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运行所面临的约束条件已发生明显变化，目前的经济增长能力与2007年相比已明显弱化。

从数据上观察，2003年之后M2/GDP就已经出现明显的放缓，但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的刺激政策通过大规模地方政府支出和银行信贷投放使得该指标出现逆转，今年的信贷政策正常化意味着M2/GDP将逐步重返原路，回归常态水平。（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进入 巴曙松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老龄化 国家资产负债表 。

其三，间接融资占主导的金融体系决定了银行信贷成为M2扩张的渠道。反之，如果资产价格处于下行通道，负债能力不仅同步收缩，而且为了偿还债务不得不出售资产，杠杆率的放大功能使资产价格以更快的速度下跌，资产负债表同步被动收缩。其二，FDI进驻中国除了形成制造业和出口部门的厂房、机器等固定资产投资之外，还通过房地产资产价格的上升获取投资收益，但随着房地产价格上行态势的趋缓，特别是考虑到近期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压制，会增大FDI存量资金投资于房地产的潜在风险。换言之，人口约束使得经济体内部的腾挪空间变小，既容易出现过热，也容易出现硬着陆，两者的切换频度会明显增多。

2.左边资产方考察的是这个国家的投资配置和获取投资收益的能力。一是基础货币的创造机制将弱化。

其二，房地产资产特别是土地资产价格的膨胀提高了地方政府和部分相关企业的负债能力。其二，房地产价格上升与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两者相互推动，不仅使得地方政府可以用不断升值的土地为抵押直接获取银行信贷，而且土地出让金作为存款，成为进一步扩张银行放贷能力的来源，最终结果是M2的扩张。

随着融资约束的强化、投资效率的降低以及杠杆放大功能的弱化，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回落将表现为逐步、逐级动态下行的过程。政策含义其一，经济周期波动可能短期化，经济过热与硬着陆之间的切换更为频繁。